邢自强：疫情会加速产业链搬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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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全球需求衰退和国内外工作恢复相比，中短期内的搬迁速度已经放缓:

目前，我们担心疫情会导致外国直接投资的撤离和产业链的转移。笔者的观察角度与市场的观察角度大相径庭:产业链的布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层面的商业理性决策，而全球COVID-19衰退实际上更有可能减缓产业链的转移趋势，因为贸易摩擦在短期内不会加速。

有两个原因:

首先，搬迁意味着新的投资，但没有人愿意为全球衰退投票。在这一流行病之后，估计欧洲和美国的经济需要近两年时间才能恢复并回到2019年流行病爆发前的国内生产总值水平；除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如拉丁美洲、东欧和东南亚，有许多薄弱环节，容易受到流行病、汇率和债务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影响。因此，对跨国企业来说，未来最重要的是保持现金和减少投资，而不是新的资本支出。最初，一些公司计划在疫情爆发前在中国境外投资建立新工厂或增加在本国的自动化投资，但这些意图目前更有可能被推迟；

其次，以tmt产业链为例，许多在许多国家有布局的龙头企业都经历了当前“中国先进先出”的流行，但海外工厂正处于第二波扩散中，何时得到控制仍不确定。中国在恢复工作和生产过程中的管理能力，进一步向跨国公司证明了其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的制造优势:在城市关闭后的短短一个半月内，疫情得到了控制，生产能力几乎恢复了活力。无论是红、黄、绿码技术的应用，体温、口罩、食堂隔断等公共卫生管理，还是员工的合作程度，都远远优于东南亚等其他潜在的搬迁目的地，那里正经历着更加坎坷的停产和供应错位。

产业链多元化是一部长期的慢动作电影，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可以对冲的:

如果撇开这一流行病的影响，从长远来看，鉴于贸易摩擦和成本上升的风险，一些全球跨国企业可能会试图使其产业链更靠近国内市场，使其地理分布多样化，并避免过于集中在某一地区的风险。但这个过程将是一部慢动作电影，而不是一次性电影，它与中国产业链的优势、韧性和复杂性密切相关:

首先，目前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远比本世纪初复杂，供应链的调整必然要花很长时间，既困难又昂贵。

其次，中国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发达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促成了产业链的集聚，其规模效应无法迅速替代。目前，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约为18%，这相当于除中国以外的所有亚洲新兴市场的总和。即使这些产业链不得不转移到其他地方，也很少有经济选择能够接受这种对等；如果它们分散在不同的国家，会增加物流成本，削弱集聚效应，这与搬迁的初衷相反。

这种规模效应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复制:首先，即使人口老龄化，中国的高科技劳动力仍在快速增长:在过去的五年里，国内大学近3400万名应届毕业生相当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的大学生总数。当供应链转移到邻近经济体时，它面临着高科技劳动力的相对短缺。此外，尽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大幅上升，但它比更富裕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和韩国)更具竞争力。

其次，中国的产业链更加完整。特别是在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整个R&D的设计、生产和商业化过程可以在距离方圆10公里以内完成。迁移到其他国家意味着从零开始，要求整个集群同时向上游和下游迁移，这在初始阶段有很大的障碍。

第三，不仅有高质量的劳动力，中国的R&D能力也在提高。一些海外企业选择在中国部署，主要侧重于中国和中国的R&D能力，例如与电子元件和电力设备生产相关的企业。中国也已经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国际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国家

至于后流行病世界(所谓的ac)，目前有无数的猜测，一些观点可能不可避免地将当前的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暂时适应行为以及一些政治家的言论)提升为永久性的变化。然而，有一点保持不变:无论国外发生什么变化，中国都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即通过城市化改革和数字基础设施开发自身的潜力；同时，我们应该扩大对外开放，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

首先，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下一阶段的城市化2.0将有助于推动这一潜力的释放。作者在去年的《城市化蓝皮书2.0》中分析说，如果能实施户籍土地制度改革，辅之以数字基础设施，并能促进城市群的集聚效应，中国有望在未来5-10年内形成5个人均1.2亿人口的超级城市群，其规模相当于5个日本。

因此，即使一些跨国企业不再将中国视为只加工出口的“世界工厂”，他们的布局策略也可能更多地转向“在中国，为中国”，即当地市场的吸引力将促进对中国的投资，而fdi将随着进入和退出而呈现双向波动，而不是单向流出。

典型案例包括:特斯拉对中国电动汽车市场的潜力持乐观态度，并在中国建立了一家超级工厂，推动新能源汽车的上下游产业链在中国聚集；此外，尽管三星对其智能手机工厂进行了搬迁(部分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但它仍专注于投资中国的存储设备工厂，以满足中国智能城市数字基础设施支出带来的需求。所有这些都可以部分抵消纯出口导向型产业的迁移。

其次，根据对跨国企业信息支出的调查，以下趋势是显而易见的:企业都认为行业的下一阶段更加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即云服务、物联网、远程等。不管这种判断在疫情爆发后是否得到了加强，中国都在加快5g、数据中心和物联网等新基础设施的建设。作者和许多行业团队分析并预测，新基础设施的七个主要行业每年将投资1800亿美元，比过去三年翻了一番。尤其是5g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速度居世界首位。如果数字基础设施在后疫情时代变得必要，中国的商业基础设施在未来可能会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

值得指出的是，供应链的刚性和上述优势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坐视不管。相反，面对全球化趋势，中国迫切需要居安思危，实施改革开放措施，巩固其对全球产业链和高水平外资的吸引力。

首先，加大开放力度。根据宣布的路线图，放宽许多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市场准入和股权比例要求，实施公平透明的竞争政策，在产业政策上平等对待中外企业，让市场在要素和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发挥消费市场的潜力，吸引高水平的外国投资。

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大幅加大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考虑到中国民营企业已经逐渐积累了相当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加强保护不仅会吸引外资进一步增加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和R&D的投资，也符合中国企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