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讯】复旦信息学院：中国信息史的底稿

本篇文章5095字，读完约13分钟

原标题:复旦信息学院:中国情报史原稿

中国的情报事业和复旦在过去有密切的关系，对未来有更大的展望。

记者王煜

年10月末，复旦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信息学院屠海鸣图书楼三楼面貌焕然一新，“以信息名义”90周年的院庆文献展在这里举行。 展览会上，一群纸质文献展品特别引人注目。 这些问卷、采访记录、厚厚的论文抄本有复旦大学情报学部1977级出身的陈明贵等4人，他们是“文革”后第一批进入大学入学考试的学生。 他们在学习中，对全国100名知名记者进行了自愿调查采访，涵盖了范敬宜、郭超人、阎吾等大家，完成了调查结果，写了5万多字的《记者成才之道》。 时任情报学部长王中认为这篇文章的质量很高，同意把这份复印件定为四人毕业论文。

“在调查报告中写了代论文，这在当时确实是传说。 读了这篇论文，我的心情是，他们不仅探究了“记者是如何成功的”，还以记者的角度思考了百废待兴后的中国、社会和情报业应该如何交流和迅速发展。 看看社会现实，90年来复旦情报人以前就流传下来了。 ”文献展的策展人、复旦大学信息学院的张力兴奋教授告诉了《新民周刊》记者。

1929年9月，复旦大学信息系正式成立。 90年风雨、复旦信息一直以顺应时代变化改革创新、改造社会、服务国民为己任，成为沟通学术界和行业、理论和现实的“天下记者家”。 因此，复旦信息卷轴上记载的少量点滴，不仅是中国信息教育史，也是中国信息史的厚重原稿。

回顾复旦大学信息学院的历史，对中国的信息教育事业表示敬意。

民族振兴，与世界接轨

“复旦大学要办情报系！ 》1925年8月25日，上海市民从当天《申报》上刊登的招聘广告中得知了这个消息。 这宣告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信息教育机构即将诞生，这确实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

“社会教育，靠报纸……从事文艺的信息记者的培养，可以重新引导显示正确文艺观念的信息规则，老百姓滋润几次报纸，指导社会，有语言和句子，行和远。 ”。 这是1929年建成时，《复旦大学信息学系简章》阐述了自己学业的宗旨。

这种学校理念最直接地纳入了课程计划。 在第一任系主任谢六逸的主导下，复旦大学信息学系的课程设置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和实践。 当时的学制定为4年，学生必须修161学分，修得的课程在45门以上，分为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辅助知识、创作妙技和实习和考察5种，已经丰富完善。 课程的设定中，也把重点放在向学生介绍欧美信息事业、日本信息事业、比较信息学课程等海外信息的迅速发展状况上。

谢六逸说:“情报学知识和技能是最有效利用的知识。 其他课程与社会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少，只有研究情报学的学生，他们几乎渗透到实际的社会生活中。 ”。 复旦大学情报学系与上海情报界密切相关，从1930年开始，谢六逸邀请了《时报》总戈公振、《时事新报》黄天鹏、《情报》郭步陶等多位知名新闻人士来上情报学系的课。 基础课程由校内专职教师教育，专业课由记者专家教育的信息系专职教师也几乎都在报社打工。 学术界和业界成了互相信任和互相帮助的亲密朋友。

正如校内也有实践性的平台一样，情报学部相继设立了复旦通讯社(后来改名为复新通讯社)、复旦校刊》等，其营业、印刷等所有业务工作都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由学生负责的。 复旦通讯社一天发两次新闻，不仅向校内，还向社会情报机关提供原稿，各大报纸也乐意使用。 1934年9月，信息系与校方共同筹集资金，成立复旦大学印刷厂，为教育实习硬件提供了便利。

谢六逸单方面制定的复旦信息学系教育大纲及其设置的课程得到了广泛认可。 1931年，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邀请谢六逸制定了大学信息学部的课程和设备标准，作为国内各大学信息学部的基准线。

不仅在教育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复旦大学信息系在创立后也实现了科学研究的开展。

情报系的教授们一边进行教育、研究，一边经常下课，还出版了一个教材和论坛。 情报学系的师生出版了一系列专业书籍，促进了中国情报学研究的迅速发展。 1930年，复旦大学情报学系率先设立情报学研究室，开设国内大学情报学系科设立情报学研究室。

创立之初，复旦大学信息系在宗旨、教育、科学研究、实践、硬件建设等各方面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水平。 关于其理由，《复旦大学信息学院简史》的主要编辑著、复旦大学信息学院教授黄珊瑚对《新民周刊》记者说，当时企划信息系的陈望道、谢六逸等人有很多出国留学的经验，他们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世界 而且，当时的上海不仅是中国情报业的中心，也是世界情报业的重镇。 在这样的条件下，“复旦信息教育从一开始就与世界接近，与高水平接触”。

这样的高水平集中出现在复旦情报学系举办的世界新闻展览会上。 “九一八”事件后，中国情报界决定于1934年以9月1日为记者节，次年举办新闻展览会，促进国内外情报界的交流，更深入地认识情报业的作用。

这项重要任务最终由复旦大学情报系承担。 因此，情报学部成立了筹备会，谢六逸是副会长，会长是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可以说是全校全力投入的。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35年10月7日，第一届世界新闻展览会在复旦大学相伯图书馆举行。

这次世界新闻展览会展出了近1500种国内报纸，包括“申报”创刊号等有历史价值的珍贵报纸。 外国报纸有500种，有英、美、日、德国等国大新闻，包括1833年出版的美国《太阳报》创刊号。 展览会还包括信息教育展览馆，陈列品是统计表、通讯稿、照片等，对于邵翁、史量才等献身于信息事业的优秀人物，也有特别的介绍。 在印刷电信设备展览部，陈列来自上海外国印刷商的多种新的活字、排字、印刷机械，现场进行操作表演。

盛大的展览一周，参观者超过一万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这不仅是复旦大学信息系实践教育理念、开展学术研究的巨大成果，更重要的是早期中国信息教育史上的巨大创举，审查了当时中国信息教育的成果，并给了社会大众自己了解信息学界和行业的机会。

复旦情报局，天下记者之家

世界新闻展览会博得了前几年复旦信息学系的声誉。 之后，全面抗战爆发，复旦情报学系沿着学校西边转移到重庆。 在战乱中，复旦情报人员依然重复着先进的教育科学研究和实践理念。 特别是陈望道继承了情报学系，迅速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

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优秀的语言学家和情报学家。 1924年，复旦大学情报学教育的开始取决于陈望道的建议。 情报学部成立于1929年，也是他力主的结果。

1941年9月，陈望道代理情报学系主任职次年9月正式就任系主任后，大致提出了“宣扬真理，改革社会”的辩题。 1943年4月，陈望道又提出了“学习力行”的系铭。 这四个字来源于《中庸》中的“好学近知识，力量近仁”。 陈望道就是这样的表现，强调信息学习必须紧密结合理论和实践:“好学”是基础和前提，“力行”是目的和效果。 这个系铭保存到今天。

陈望道强烈支持的“信息派对”是“学习力行”的鲜明描写。 从1943年秋天开始，在陈望道的支持下，情报学部的学生开始了每周一次的情报派对。 派对的主题不仅限于校内和信息学的范围，是当时关于时政和社会的重大话题。 第一次情报派对以“苏德战场纵横谈”为主题，还制作了报纸上刊登的苏德战争形势图的放大版。 会议进行了报告、讨论、讨论，气氛活跃，围绕“信息和政治”“我们的道路在哪里”“中国去哪里”的话题，大家发表了意见。

晚会的头两年，信息学系所在的重庆夏堤地区还没有电灯，在烛光下，本系的同学几乎都出席了，而且多个外系的同学也积极参加了。 信息晚会在重庆举办了110多次，记载着这个活动企业品牌在复旦信息学院保存到今天。

随着抗战的继续，情报学系的教育实习条件越来越困难，为了改善学校的条件，特别是让学生在校内拥有良好的实习基地，1944年4月，陈望道开始建设情报馆的募捐。

1945年4月5日，情报馆开业了。 馆内有招待室、资料室、图书馆、读书室、印刷室、室、新闻展示室，虽然不豪华，但都很齐全，受到称赞。 右任在庆祝情报馆开幕的演讲稿中说:“情报馆落成庆祝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平时增加一些房屋，作为这个馆舍命名意义的中国情报事业和复旦，过去有密切的关系，对未来有更大的展望。 《新民报》记者廖泉泉赠送了对联。 “复旦情报馆，天下记者之家”这十个字从此脍炙人口，成为复旦情报学系的象征文案。

即使在重庆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情报馆也成为复旦全校进步师生争取民主自由的堡垒，师生在这里听进步广播，讨论时局大事，同时付诸实际行动。

新中国成立后，情报学系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在1952年的全国大学本科大调整中，复旦情报学部成为全国唯一保存的独立情报学教育学部，同时吸收了上海各大学的情报学教育人才，实力进一步充实。

1952年10月，复旦情报学部正式迎来了系主任王中。 王中是军人出身的信息实践家，教育与科研并重，到达与世界联系紧密的复旦信息馆后，从善如流，齐心协力发挥了这里的特色。

1956年3月，复旦大学情报学部创立了“情报学翻译丛”。 这是国内第一本情报学翻译刊物。 该杂志除了介绍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进步新闻的经验外，还设置了“资本主义国家信息事业”一栏，大量介绍了美国、日本等国家信息事业、信息理论的迅速发展情况。 《情报学翻译丛》在国内首次发表了介绍西方传播学的复印件。

1956年，王中专注于中外情报理论的研究，之后合并为《情报学原理纲要》。 这个大纲有很多重要的创新观点。 他提出了报纸的“二重性”。 一个是推广工具，一个是商品，而且根据商品性发挥推广工具的作用。 他认为信息事业是社会的产物，制作报纸需要谈论网民的需要，在经济地区区别制作报纸。

王中非常重视情报学的研究，反对“信息无学”的观点。 这为复旦大学信息学系的下一个迅速发展指明了方向。

但是，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中，国王被贴上了“否定信息的阶级性”等标签，错误地被打倒了。 之后受到相继的政治运动的袭击，情报学部的正常运营虽然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也取得了一点成果。 例如，1961年9月，情报学系率先招收研究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开展情报学研究生培养的教育机构。

记者是摇篮，奔腾向前

“文革”结束后，王中获得了平反，1979年10月再次担任复旦情报学系主任。 在繁忙的行政和教育工作余地，他继续从实际出发探讨情报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深化过去的观点，开拓新的研究行业，撰写一系列学术论文，对信息的层次性、信息的定义、信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及推广学研究有很多 其中有很多论点，领导了之后的全国信息论研究。

1978年3月，情报学部新成立了情报研究室。 从7月开始，情报学部创办了《外国情报事业资料》、《情报学研究》、《情报大学》等学术研究刊物，国内首次构建了情报学术讨论和研究平台。 改革开放以来，信息学系制作教材的能力越来越大，1986年推出了国内第一批信息学系教材。

1988年，复旦大学信息系升格为复旦大学信息学院，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学院朝着建立多元化教育教学体系的方向迅速发展，迅速发展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层次的学位教育，并全力发展为社会服务的训练教育和社会教育。 学院专业逐年调整展开，形成了现在的情报学、传播学、广播电视信息、广告学四个本科专业的结构。

信息学院在学科上的地位也在提高，大部分国家的相关重点学科建设项目都很有名。 学院师生与信息行业继续密切联系，本科生要经历42天的小实习和一学期的大实习，学院派遣青年教师带队，经过多次教育改革也没有打雷以前就传来了。 学院与世界信息教育同行保持了交流，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流院系建立了学生交流和项目合作关系。

进入21世纪后，信息学院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推广部和复旦大学的指导和帮助下，建立了名为“部校共同建设”的中国信息教育史创新机制，从年12月开始在国内其他大学进行宣传。

时代的新诉求永远是复旦信息学院的变革方向。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复旦大学信息学院提出了“复合教育观念”，强调信息大学应该转变观念，放宽专业口径，使信息传递学系的学生真正具有“杂家”的特征。 在复旦大学的支持下，学院于2008年确立了“大信息传递”的新教育理念，并于同年开始推进“前两年主修非信息传递类专业，后两年回归本专业学习”的“2+2”本科培养模式。 近年来，媒体文芳阁发展迅速，学院在全国首次开展媒体传播等方向的专业硕士教育。

秉承“学习力行”的精神，复旦信息这一“记者摇篮”在时代的长河中，站在潮头，奔腾前进。 (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学生赵知乐、黎宣站为本文作出贡献)